这一年，有一位58岁的富豪伍秉鉴（1769—1843），他不仅在帝国内部极具影响力，而且被当时的西方人当作传奇人物般敬奉。就在广州，他宣布：

  伍秉鉴的家族于清朝初期迁徙至广州，到伍秉鉴这一辈，已经是移民后的第六代了。在这之前，伍家一直籍籍无名，直至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伍家才涉足对外贸易。

  1792年，伍国莹之子伍秉钧（伍秉鉴的二哥）创立了怡和洋行，不过在1801年，正值壮年的伍秉钧便离世了。就在这同一年，33岁的伍秉鉴自伍秉钧那里承接了怡和洋行的产业，从而开启了一段缔造商业帝国的令人惊叹的历程。

  虽然父亲与哥哥为伍秉鉴奠定了事业的根基，然而伍家在世界商业史上的真正开端，却源于伍秉鉴的开创之举。

  在伍秉鉴所生活的时期，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仅准许在广东开展一口通商的贸易活动。广州身为有着千年历史的商港以及广东省的省会，成为了唯一的通商口岸，进而变成了令全世界商人都竞相追逐的商业宝地。这情形，颇有些类似于1949年之后直至改革开放之前的香港，一个能够诞生首富的地方，必然是占据了天时与地利这两个要素。

  1757年的时候，清廷宣称只保留粤海关这一个口岸用于对外通商。而且，对外贸易的特权被清廷特许经营的为数不多的商行所独占掌控，这也就是后来被俗称为广州十三行的商行。

  仅有寥寥数家商行，便将整个大清帝国的对外贸易完全垄断了，其间的利润空间自是不言而喻的。

  怡和洋行在伍秉鉴接手经营之后，成为十三行的关键代表。凭借茶叶出口等垄断性贸易的经营，怡和洋行快速地发展壮大起来，一颗在帝国之中的巨富之星开始慢慢升起。

  在商业的激烈竞争中，不管从事何种生意经营，都没有做垄断生意那样有“钱途”。

  伍秉鉴在与官府联合垄断经营多年之后，其生意范围不但覆盖国内，而且延伸到了世界。

  借助代理人这一途径，他甚至在美国的铁路生意中进行了投资，而且大量涉足美国的证券交易与保险业务。当时闻名世界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他是其最大的债权人。能这么讲，在清朝中叶，他堪称大清帝国独一无二的具有世界眼光的大商人。

  1834年的时候，伍秉鉴曾谈及自己的财富状况。把他在国内所拥有的田地、房产、商铺、钱庄、货物、现金都计算在内，再算上其在全球的投资，伍秉鉴表示，他的资产多达2600多万两白银。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彼时，整个大清帝国全年的财政收益仅仅为4000万两白银。

  他虽富甲一方，然而在生意场上，品质与诚信却始终被他奉为圭臬。那时，广州十三行里也有别的行商涉足茶叶贸易，可只要是从伍秉鉴的怡和洋行产出的茶叶，一旦贴上“怡和行”的标识，马上就会被外商视作最优质的茶叶，其价格也随之攀升。

  某年，他于洋商那儿揽到了一笔百万的大生意。就在众人都在谈论怡和洋行又能大赚一笔的时候，他却把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们邀来一同用餐，而后宣称，这笔买卖要同大家一块儿做，共同致富，这让其他行商惊愕万分。

  美国有个商人叫索萨，他在商业经营方面遭遇困境，亏欠伍秉鉴七万二千多银元。因没能力偿还债务，索萨被清朝廷限制不得离开中国。伍秉鉴得知此事后，主动把索萨找来，然后当着索萨的面，将欠款的凭证欠条给撕毁了。

  伍秉鉴讲道，你是我的好朋友，只是运气欠佳罢了。人生之路总有起起落落，我不收你的钱，你赶快回国去吧。

  伍秉鉴因诚信经营、为人厚道，其商业帝国得以迅速扩张，他的商业声誉也在全世界内广泛传播。

  美国的学者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与弗兰克·萨奈罗在《战争》这部著作里提及，直至1834年，伍秉鉴不但是广州行商里最为关键的一员，甚至或许是当时全球最富有的人。

  2001年的时候，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推出了一个专辑，这个专辑对过去1000年里全球最富有的50个人进行了统计，在这当中有6名是中国人，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伍秉鉴以及宋子文。

  在这六个人当中，成吉思汗与忽必烈自不必多言。刘瑾呢，他是明代权势极大的宦官；和珅则为乾隆身旁头号权臣；宋子文曾是国舅。能这么讲，在国外所公认的中国六个世界首富里，唯有伍秉鉴是完完全全商人出身的。

  不过需要留意的是，尽管他位居首富之位，但说到底，他也仅仅是一名商人罢了。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环境里，在士农工商这四大阶层当中处于最底层的商人，永远是最为低贱的阶层——即便你是富可敌国的超级富豪，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广州十三行的商人们在帝国官员与政治生态面前处于怎样的卑微境地，当时的欧美人对此有着极为透彻的观察。

  与伍秉鉴处于同一时代的英国人约翰·巴罗曾讲道：“那些行商，哪怕是见到官府中职位最低的小吏，都会战战兢兢……”

  岱摩发觉，在大清帝国，那些富豪与商人在官员面前的时候，他们的目光顶多只能触及官员衣服上的“第九粒扣子”。那第九粒扣子处于什么位置呢？从领口开始数是第一粒的话，第九粒扣子的位置也就不难想象了。帝国商人的卑微感，即便身为首富，也不过如此。

  于是，想要保住这种垄断贸易的地位，继续做十三行的行商，大把花钱就成了伍秉鉴的首要选择。

  统计数据表明，在1800年至1843年期间，伍氏家族或是出于自愿，或是遭受逼迫，总共捐出了1600万两白银，这其中尚未包含各类私下的贿赂与送礼。

  清朝的富豪在政治和官员面前有一种自卑感，这致使他们都会存在一个特点，那便是热衷于捐钱来获取一个虚衔官职，之后穿上官服过一把官瘾。我们如今看到的伍秉鉴的画像，皆是他身着官服的模样——他通过捐资，购得了一个三品官员的虚职。

  “商而优则仕”此现状，不单单体现出商人内心的自卑感，更是其谋求政治支持与庇护的诀窍。这个诀窍，在中国商人所秉持的经验里就是：“一般人我可不透露！”

  也许是在大清帝国的商业领域和政治角逐里感到太过疲惫了，伍秉鉴于1801年33岁之际接手怡和洋行的家族产业，直至1826年58岁时宣告退休，他原本以为家族的生意能够毫无阻碍地经营下去，可是他依然大大地低估了人生与政治的变幻莫测。

  在伍秉鉴宣告退休之后的第五年，也就是1831年的时候，伍受昌，他作为怡和洋行的继承人，接受了英国人的委托，向清廷提出请求，希望清廷准许英国商馆在珠江之畔搭建一个码头。伍受昌乃是伍秉鉴之子。

  未曾料到的是，当时担任广东巡抚的人得知这件事情以后大发雷霆，还宣称要把伍受昌给处死。这可把身为首富之子的伍受昌吓得全身颤抖，立马当场跪下磕头求饶。当时也在现场的粤海关监督，平常收受了伍家诸多好处，于是也一同帮忙求饶，伍受昌这才幸免于难。

  两年后的1833年，伍受昌不幸离世，其死亡原因无从知晓。已退休多年的首富伍秉鉴，在65岁之际，遭受了丧子的巨大悲痛。

  无奈之际，伍秉鉴选定自己的第五子伍崇曜做接班人。在宣告退休之后，他却依旧常常要为家族的生意站脚助威。

  之前提到过，要诞生一个首富，就必然需要具备天时、地利与人和。可是，伍秉鉴及其家族正在丧失这三项缺一不可的要素。

  由于战争之前清廷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而且仅有广东一处通商，所以伍家的怡和洋行在垄断生意方面做得一帆风顺。伍秉鉴退休之后，伴随着欧美商人对清廷闭关锁国政策愈加不满，一场政治风暴与战争日益逼近，即将冷酷地把伍氏家族卷入其中。

  十三行的行商们充当着大清帝国与外商之间的中介代理角色，平日里，他们得为自己所对接的外国商人在中国期间的行为作保。自19世纪初起，为了获取巨额利润，众多外国商人夹带到中国贩卖，这已然是公开的秘密。

  钦差大臣林则徐奉朝廷之命前往广东查禁，他首先拿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代表、怡和洋行接班人伍崇曜开刀问责，责令伍崇曜务必勒令洋商们交出予以销毁。

  洋商们怎会应允？没奈何，伍崇曜四处哀求，恳请洋商们拿出些来装装样子，并且他自己又从洋商那儿购入了一部分，这才凑齐了1037箱呈交清廷，盼着能把事情了结。

  1839年，林则徐下达命令把伍崇曜抓捕入狱。就在同一年，林则徐于广东虎门坚决有力地开展了销烟活动。

  虽然伍崇曜通过各方打点最终得以被释放，然而怡和洋行在洋商群体里的地位，自此便一落千丈了。

  伍秉鉴花费钱财购得一个三品官衔，到了这样一个时间段，他才最终意识到，那种他穷尽一生极力想要触及，却又始终没有办法触及的政治权力。

  1840年战争爆发之后，珠江口被英国海军封锁起来。有一位美国商人记述道，当听到战争爆发的消息时，年已72岁的伍秉鉴“惊得瘫倒于地”，伍家以及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们期望和平解决此事的努力终究是化为泡影。

  伍秉鉴察觉到战争已没办法避免之后，便赶忙捐钱出力，期望清廷能取得胜利。他心里清楚，要是战争失败，清廷在被迫打开国门之后，广东在通商方面独有的优势，还有十三行的行商们凭以发家致富的垄断性贸易，必定会分崩离析。

  1841年5月的时候，英军一路进逼广州。受广东当局差遣的伍崇曜，为阻拦英军行进，与英军的首领义律进行谈判。最终，双方订立了《广州和约》，规定英军撤到虎门炮台的外侧；清军需撤离广州城外60里，而且要向英军给付600万元赔款。

  在这笔赔款里，十三行行商要拿出200万元，而伍秉鉴家族出的钱是最多的，他们家族总共出资110万元。

  1842年，在第一次战争里，清廷遭遇了彻头彻尾的失败，不得不签订中国近代史上首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该条约有一项条款规定，清廷需向英国赔偿2100万元。为了凑齐这笔庞大的赔款，清廷强令伍秉鉴，迫使他拿出100万元来协助向英国人赔款。

  比被迫勒捐更为要命的是，由于清廷战败，广东一口通商所具有的垄断地位被取消。应英国人的要求，除广州之外，清廷又把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增设为通商口岸。

  五口得以通商，并且《南京条约》里规定取消外商在华经商时必须由十三行行商代理中介这一要求（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外商往后能够与任何中国人开展贸易，不再需要行商充当中间媒介了），众多垄断特权的丧失，致使伍秉鉴家族等十三行行商的垄断贸易地位永远成为了过去。

  由于丧失了政治方面的保护伞以及商业领域的垄断特权，伍秉鉴所在的那个曾经的首富家族，很快就从高高在上的神坛跌落下来。

  在《南京条约》签订过后的短短几个月，也就是1842年12月的时候，伍秉鉴于给他的美国友人罗伯特·福布斯的信件里这样写道：

  在寄出那封信半年多之后，1843年，已达75岁高龄的伍秉鉴于大清帝国风雨飘摇之际与世长辞。

  由他一手创立的商业王国逐步走向分崩离析。他原以为退休之后便能够安然享受的晚年幸福，直至他离世，都未曾降临。

  那些寄生在贸易特权之上的吸血鬼，最终也被榨干了血液。哪怕他贵为首富，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里，也不过是一只扭曲变形的虫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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